重新評估法家學說的價值

時間:2019-11-20 08:40:00作者:喻中新聞來源:正義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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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家對“法”“術”“勢”的強調,都是服務于尊君權、抑貴族的。當然,法家最終的目標還是為了整合力量,積極應對殘酷的國際競爭。這就是法家“尊君權”的基本邏輯。法家學說實為中國古典的社會科學,是今日中國的社會科學應當吸取的古典資源。在當代中國的社會科學走向中國化的進程中,重估法家學說的價值正當其時,確有必要。

  自漢代以來,法家學說總體上居于被批判的地位。清末以降,隨著“君主專制”成為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法家學說經常成為專制主義的代名詞。這種關于法家學說的認知,遮蔽了法家學說的正面意義。法家學說作為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它的價值需要重新評估。

  首先,法家學說確實主張“尊君權”,但主張的并不是孟德斯鳩所言的專制。在《商君書》《韓非子》中,“尊君權”是一個基礎性的理論觀點,這是沒有疑問的。但是,我們需要弄清楚,法家學說為什么“尊君權”?“尊君權”的目的是什么?不尊君權行不行?回到商鞅生活的政治環境,可以看到,“尊君權”是一個正當的、積極的政治原則與政治方向。因為,在春秋戰國的背景下,各個國家必須擁有足夠的硬實力,才能在爭霸與兼并格局中維持生存。為了提升綜合國力,就需要強化政治中樞對于國家資源的整合能力,用現在的語言來說,就是要加強和改進中央的統一領導。在商鞅的時代,妨礙政治中樞統一領導的政治勢力是世襲貴族(世卿)。世襲貴族與君主的關系是小宗與大宗的關系,或者是兄弟與兄長的關系。正是由于世襲貴族的普遍存在,以及世襲貴族對國家資源的大量占據,嚴重削弱了君主或政治中樞對于國家資源的整合能力。換言之,在傳統的貴族政治的背景下,國家資源是高度分散的,國家資源的整合度極其有限,國家的對外競爭能力就得不到保障,低下的對外競爭能力將導致亡國的命運。正是在這樣的格局下,法家代表人物提出了尊君權而抑貴族的主張。法家對“法”“術”“勢”的強調,都是服務于尊君權、抑貴族的。當然,法家最終的目標還是為了整合力量,積極應對殘酷的國際競爭。這就是法家“尊君權”的基本邏輯。在商鞅、韓非子的生活世界里,在那種嚴酷的國際競爭條件下,無論是君主還是法家,都不大可能追求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一書所定義、所描述的專制政體:“既無法律又無規章,由單獨一個人按照一己的意志與反復無常的性情領導一切。”

  其次,法家學說與君主立場并不完全一致。法家人物固然希望得到君主的信任,繼而獲得“用世”的機會,這是法家人物的一個特征

  (同時也是儒家人物具備的特征,譬如孔子、孟子)。法家人物為了獲得君主的信任,為了建功立業,確實為君主利益的增進與鞏固提供了若干建議,其中包括上文提到的抑制世襲貴族,以及各種各樣的“南面術”,等等。在這樣的關系格局中,法家人物既相當于君主的謀士,其實也相當于董事長聘用的總經理。就君主與謀士的關系來看,法家人物、法家學說肯定會維護君主的利益,法家人物會與君主站在一起。但是,從社會關系來看,法家人物與君主的一致性僅僅是雇員與雇主之間的一致性,雇員服務于雇主,當然會為雇主的利益而效力。但雇員與雇主之間也有立場上的差異。因為他們的利益還是存在本質差異的。法家人物作為國家治理的“職業經理人”,在追求現實功利、富國強兵、以法治國的過程中,通常具有高度的理性。但是,君主未必時時刻刻都能保持高度的理性,譬如,君主可能會考慮與世襲貴族的關系,可能會珍惜宗族關系、血緣關系,從而有違法家人物所設計的政治策略、政治規則。正是在這里,法家立場與君主立場出現了背離。譬如,慎子就曾抱怨君主,稱君主“立法而行私,是私與法爭,其亂甚于無法”。(《慎子·逸文》)韓非子對君主勢力也有不滿的時候,以至于出語極端:“智法之士與當涂之人,不可兩存之仇也。”

  (《韓非子·孤憤》)韓非子所說的“當涂之人”,就是國家的實際主政者,這當涂之人,要么是君主支持的人,是君主的代理人,要么就是君主本人。那么,誰是朝廷上最大的當涂之人呢?只能是君主。因此,法家人物、法家學說與君主意志、君主立場還是有差異的。

  再次,法家學說呈現出“功利主義”的色彩,某種程度上是儒家視角照觀下的結果。倘若我們超越儒法兩家的立場,則可以發現,法家學說注重現實功利,近似于現代所說的社會科學;儒家學說注重理想境界,近似于現代所說的人文學科。孔子講“仁”,孟子講“義”。孔子說:“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甚至“朝聞道,夕死可矣”。(《論語·里仁》)義利之分、王霸之辨,都是儒家學說的核心思想。按照儒家的義利觀、王霸觀、正閏觀,只有追求道義才是正當的,追求功利就不具有正當性。按照董仲舒的說法,就是要“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漢書·董仲舒傳》)這種側重于對道義、境界、心性的追求,側重于對“浩然之氣”的追求,實際上是一種哲學的、宗教的、美學的、人文的追求,其價值主要在于安頓人的精神世界、心靈世界。這樣的心性儒學,雖然不是儒家學說的全部,卻是傳統中國儒家學說尤其是思孟學派、宋明理學的核心、主流、主體。相比之下,法家學說遠離心性、仁義,一心一意“謀其利”“計其功”。因此,法家強調的富國強兵、以法治國,都是極具現實性的政治問題。法家學說講經濟、講政治、講法治、講軍事、講外交,都是功利性的主題,可以歸屬于經濟學、政治學、法學、軍事學、國際關系,都屬于現代的社會科學,較之于心性之學或現代的人文學科,確實不夠飄逸、高蹈,但卻為國家治理所必須。

  最后,法家學說尋求富強與功利,既有“國富論”,也有“民富論”,這兩種價值目標之間形成的理論張力,提高了法家學說的理論涵蓋力與理論解釋力,亦可以支撐法家學說的現代意義。其中,晉法家傾向于“國富論”。譬如商鞅,就對國富與民富進行了嚴格的區分,進而強調國富,反對民富。《商君書·弱民》稱:“民弱國強,國強民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國強就是藏富于國,弱民就是反對藏富于民。韓非子也反對“民富”,據《韓非子·六反》:“老聃有言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夫以殆辱之故而不求于足之外者,老聃也。今以為足民而可以治,是以民為皆如老聃也。故桀貴在天子而不足于尊,富有四海之內而不足于寶。君人者雖足民,不能足使為天子,而桀未必以天子為足也。則雖足民,何可以為治也?”可見,晉法家的富強論具有“國富論”的色彩。與之形成對照的,是齊法家的“民富論”。按照《管子·治國》篇:“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鄉輕家則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則難治也。故治國常富,而亂國常貧。是以善為國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這樣的富強理論與國家治理學說,優先強調“民富”,體現了“民富論”的追求。置身于新的歷史條件下,倘若能夠創造性地融會這兩種理論,也許可以促成“國富”與“民富”之間的動態平衡。

  以上諸端表明,法家學說實為中國古典的社會科學,是今日中國的社會科學應當吸取的古典資源。在當代中國的社會科學走向中國化的進程中,重估法家學說的價值正當其時,確有必要。

  (作者為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

[責任編輯:馬志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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