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報告證據資格三問

時間:2019-06-13 10:11:00作者:付鳳 張亞新聞來源:正義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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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 鳳* 張 亞**

  [摘 要] 我國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報告制度功能日益顯現的同時,有關報告證據資格的爭議也日漸增多,如不利于未成年人的社會調查報告能不能被采納?報告應包括哪些方面的內容?報告的證據表現形式該不該法定化?對此應明確的是,人身危險性評估是社會調查的目的而非前提,不利于未成年人的報告仍應作為證據予以提交;報告內容集中于未成年人成長環境、犯罪原因、幫教條件,但不應包括主觀惡性分析和處遇建議;報告不屬于現有法定刑事證據種類的任何一種,但不影響報告的證據資格即可采性。

  多年來,我國一直踐行并積極推動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報告制度的探索實踐,其制度的規范性、系統性及實效性日益顯現。但同時,針對該制度理論構建與實踐操作的質疑和爭議也日漸增多,很多觀點甚至彼此對立。比如,當社會調查報告的結果明顯不利于涉罪未成年人時,是為保護未成年人不提交報告,還是基于雙向保護原則予以提交?又如,調查報告屬于哪一類法定證據?是證人證言、書證、鑒定意見,還是這些證據種類的集合?這些爭議,體現出司法機關在確定調查報告的采納、采信標準時所面臨的困惑。筆者在此將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報告的證據資格問題梳理歸納,形成三問,與讀者商榷。

  一、功能定位:不利于未成年人的社會調查報告應否被采納(略)

  二、證明內容:社會調查報告該不該包括主觀惡性分析和處遇建議

  盡管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了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報告應有的內容,但由于對法律規定理解不同,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報告在司法實踐中所呈現的現實樣態也存在差異。筆者發現,在一份社會調查報告里,除包括未成年人的性格特點、文化程度、家庭環境、成長經歷、社會交往及實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表現等共通內容外,有的地區將未成年人心理評估、非羈押措施風險評估等情況也納入了報告內容,有的地區就如何量刑、如何幫教提出了具體建議,⑨還有些地區的社會調查報告甚至包括了未成年人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危害、是否結伙及所處地位等,認為這些內容也是評價涉罪未成年人人身危險性的重要因素。

  那么,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報告究竟應當包括哪些內容?上述內容是否都在法律規定的“成長經歷、犯罪原因、監護教育”范圍之內?為便于分析,筆者將現有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報告涉及的內容概括為四個方面:一是犯罪前行為表現及成長環境,如涉罪未成年犯罪人的個人經歷、家庭概況、在校表現、個性特點、興趣愛好、社會活動等。二是犯罪后行為表現及幫教條件,即事后涉罪未成年人本人及其家庭、學校的態度和采取的補救措施等。三是犯罪原因分析。四是處遇建議。前兩個方面分別對應“成長經歷”和“監護教育”情況,屬于社會調查報告的共通內容,也符合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八條的規定。但對于報告如何進行犯罪原因分析、該不該給出處遇建議等,值得進一步探討。

  (一)犯罪原因不等于主觀惡性

  由于刑事訴訟法規定調查報告的內容包括“犯罪原因”,不少論者就此以為社會調查的內容也理應包括未成年人的罪錯情況即主觀惡性分析。如有論者指出,社會調查報告包括未成年人罪錯情況,即“罪錯動機、目的、手段、危害、是否結伙及結伙中的地位等……罪錯事實不論是作為報應性懲罰的根據,還是作為評價罪錯少年再次實施罪錯風險的重要因素,都是處理罪錯少年不可缺少的前提條件。”⑩

  但筆者以為,這種將未成年人罪錯動機作為社會調查內容的做法,存在兩方面的問題:其一,將行為主觀惡性完全混同于人身危險性。從性質上講,主觀惡性主要指行為人實施犯罪行為時的心理狀態,如目的、動機等,其作為已然的客觀存在的心理事實,與犯罪構成有著較為密切的關系,屬于犯罪論的基本范疇,是行為具備社會危害性所不可缺少的主觀因素。而人身危險性是行為人的再犯可能性。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雖都是針對行為人,但兩者不能等同。行為人主觀惡性大,不等于其人身危險性就大。11如未成年人在被害人過錯刺激下實施的激情殺人行為,具有明確的犯罪故意,主觀惡性較大,行為社會危害性大,但卻不能必然說明未成年人人身危險性大或者再犯可能性大。社會調查的目的是考量未成年人的人身危險性,而非行為的社會危害性。也正因此,社會調查在英美法系國家主要指量刑前調查。在大陸法系國家對應人格調查,其內容包括被告人的人格及以前的生活狀態、經濟狀況、違法犯罪記錄、家庭情況、犯罪后的行為等多方面,卻唯獨不包括被告人實施犯罪行為時主觀心理狀態即主觀惡性問題。

  其二,對“犯罪原因”的理解存在偏差。在刑事法學體系中,作為法律術語的犯罪原因是犯罪學最重要的研究對象,研究犯罪原因才能更好地制定犯罪對策。與犯罪學不同,刑法學一般不直接研究犯罪原因。法律要求司法機關在對未成年人追究刑事責任前,對其“成長經歷、犯罪原因、監護教育”進行調查。顯然,這種犯罪原因調查是犯罪學意義上的,是為探尋未成年人犯罪行為背后隱藏的生理、心理、社會的原因,進而更好地教育、挽救涉罪未成年人,而不是刑法學意義上的主觀惡性問題。對于主觀惡性,司法機關針對案件事實、依據刑法理論直接作出判斷即可,不應也不需要進行案外的社會調查。

  簡言之,犯罪目的、動機、手段、危害、是否結伙及結伙中的地位等罪錯事實,體現未成年人的主觀惡性,而非其人身危險性,是刑事案件偵查取證的重要內容,表明案件發生的前后因果邏輯關系,但卻不是社會調查所應包含的犯罪原因內容。

  (二)社會調查不能代替司法裁判

  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在給出未成年人成長環境、犯罪原因及幫教條件分析后,應否給出處遇建議,如對涉罪未成年人應適用何種強制措施、是否起訴或者附條件不起訴、是否適用非監禁刑等?有學者將未成年人司法比作醫院的兒科,認為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報告就像一份兒科診斷報告,其當然應包括病因、病情和治療方案。診斷報告中的病因病情,好比未成年人犯罪原因和人身危險性分析。診斷報告中的治療方案,也對應調查報告中的量刑建議及矯治方案。12在實踐中,也確有不少地區在其頒布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實施辦法》等規范性文件中要求,社會調查報告應結合案情對涉罪未成年人的人身危險性、社會關系修復情況、社會矯正或幫教條件進行分析,并提出處理建議。13對此,筆者認為,對涉罪未成年人的處理建議即是否應當批捕、起訴、處以刑罰,是司法機關的權力和職責,屬于法律適用問題,非一份社會調查報告所能承載。如果說未成年人司法好比醫院兒科門診,那么未成年人調查報告就好比輔助兒科醫生作出最終診斷的各項檢查,檢查結論僅限于檢查內容本身,而不能代替醫生出具診斷結果。

  綜上,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報告的內容不應包括行為人主觀惡性分析和處理建議。就少年司法而言,調查報告的證據價值既不應被忽視,也不應被過分夸大,無限擴展其內容,乃至對實體法律適用問題越俎代庖。

  三、證據形式:社會調查報告的表現形式該不該法定化

  (一)社會調查報告的證據表現形式

  由于我國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了八種證據,也被稱為證據的八種法定表現形式。不少論者認為,明確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報告的證據種類歸屬,是使其符合法定表現形式進而具備合法性的關鍵問題,并由此對調查報告的證據表現形式形成“書證說”“鑒定意見說”“證人證言說”“一體說”等諸種不同觀點。如“書證說”認為,社會調查報告與書證的制作目的和呈現形式基本一致,都是以其內容證明待證案件事實的文字材料。“鑒定意見說”認為,調查人員需要借助心理學、社會學、病理學等專業知識對未成年人進行人格診斷和分析,因此調查報告屬于鑒定意見。“證人證言說”認為,調查人員在調查過程中需要與相關人員開展大量訪談,形成大量言詞證據,具備證人證言的特性。“一體說”認為,社會調查報告包含法定刑事證據的多個種類,即其是鑒定意見、證人證言等多種證據的集合體,應對其拆分適用不同的證據規則。14

  筆者認為,將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報告的證據表現形式歸為書證或證人證言并不妥當。因為作為法定證據種類的書證和證人證言,都是伴隨著犯罪事實的發生而發生的,其同犯罪事實是一種重合關系;而社會調查報告是在犯罪發生后形成,其關注內容不是犯罪事實本身,而是犯罪事實發生前后未成年人的表現及成長環境等,與書證和證人證言的特性明顯不符。那么,將社會調查報告的證據表現形式歸為鑒定意見,是否合適?筆者認為,盡管調查報告確實是在案件發生后,由專業人員運用自己的知識和技術對某些專門性問題進行鑒別和分析判斷后形成的書面意見,符合鑒定意見的部分特性。但不應忽視的是,我國鑒定機構和鑒定人是需具備法定資格和條件的,社會調查報告雖然也由專業人員作出,但與鑒定意見的形式要求相差甚遠。

  可見,基于當前社會調查報告內容的多樣性和復雜性,無論將其歸為八種證據的哪一種都不太合適,但這并不影響調查報告的證據資格或者說證據的合法性。理由在于:一方面,刑事訴訟法對證據采用了開放式的表述,在第四十八條中使用了“證據包括”這種列舉式的表述,表明刑事證據并不局限于法律規定的這八個證據種類,15我們也就沒有必要將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報告嚴格限定在八種法定證據里。另一方面,盡管傳統的法定證據制度要求所有證據均需對應法律上某一特定的證據種類,不同證據種類具備不同的法定形式,進而對應不同的法律效果和證明力,但在當今社會,這種限定證據法定種類的規則已不符合實踐需要。實踐中證據表現形式的繁雜多樣性,決定了立法者根本無法在成文法中窮盡證據的所有種類,強調證據種類的法定化只會扼殺證據制度的彈性和活力,使得大量記載著證據事實的載體形式被排除在證據范圍之外。16因此,刑事訴訟法有關證據種類的劃分,不是為規定每種證據的表現形式或者證明力大小,而僅是一種提示性規范,17不能僅因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報告難以歸入八種法定證據種類中的任何一種,而否定其證據資格。

  (二)社會調查報告的制作形式

  談及我國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報告的制作形式和質量,論者看法褒貶不一。如有論者認為,報告用語過于生動,感情色彩濃,夸張成分大,影響了報告的客觀真實性。也有不少論者認為,現有報告撰寫過于表格化而顯得“千人一面”,將未成年人犯罪原因都簡單地歸為“管教不嚴、家庭經濟條件差、自身不服管教”等幾個選項,對未成年人人格特性的評定也僅為“性格內向、平時表現良好”等大而無當的描述。這種簡單羅列方式,無法體現每個未成年人獨特的人格特點。18

  上述論者對報告制作質量的評論體現出調查報告制作形式所應兼具的兩方面法律要求,即標準化和特性化的統一。標準化,強調調查報告所采用的調查方法、制作程序和撰寫格式應統一規范。在調查方法上,我國目前仍局限于實地調查和會談。這些方法雖易操作,但獲取的信息無法量化,具有一定的主觀性。在調查程序上,調查報告也存在社會調查員介入訴訟的時間、地位、權利和義務不明確;社會調查在偵查、起訴、審判三階段分別實施、重復調查等諸多問題。19為解決這些問題,調查報告在現有調查方法的基礎上可增加人格測量等統計方法,借助心理學中常用的艾森克人格問卷(EPQ)、卡氏16種人格因素測驗(16PF)、90項癥狀清單(SCL-90)、社會支持評量表(SSRS)、應對方式問卷(CSQ)等心理測驗,輔助評估涉罪未成年人的性格、氣質、態度、人際關系等人格特性,進而使社會調查報告在調查方法上更加標準化,保證其公平性和可靠性。此外,在撰寫格式上可統一要求,一份完整的社會調查報告必須包括兩大部分:一部分是調查人員根據調查情況對調查事項的描述、說明以及基于調查情況作出的調查結論。另一部分是形成社會調查報告的支撐材料,如訪談記錄、觀察記錄、有關單位或人員出具的書面材料等。20

  當然,調查報告在標準化的基礎上,還必須兼具個性化特性。因為調查報告針對的是不同的未成年人個體,其犯罪原因和人身危險性因素既有未成年人這一社會群體的共通特征,也有每個個體的獨特性。當前,大部分社會調查報告采用的表格形式雖然簡單方便、標準統一,但對個體人格特性往往概括有余,說理不足,缺乏證據應有的說服力和證明力。因此,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報告的撰寫,在其分析論證方面還有很大的改進空間,尚需增強社會調查報告的具體內容同調查結論之間的邏輯聯系,展現調查人員的論證過程,以證明調查結論的合理性。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副教授;

  **湖北省蘄春縣人民檢察院檢察長。

  ⑨參見譚京生、趙德云、宋瑩:《北京市法院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報告工作的調研及建議》,載《少年司法》2010年第6期。

  ⑩狄小華、倪一斌:《我國少年司法社會調查制度研究》,載《人民檢察》2016年第1期。

  11參見游偉、陸建紅:《人身危險性在我國刑法中的功能定位》,載《法學研究》2004年第4期。

  12參見田野:《涉罪少年社會調查機制實證分析與展望———“少年司法保護之社會調查機制”研討會觀點述要》,載《人民檢察》2015年第22期。楊飛雪:《刑事案件調查制度研究——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為例》,載《人民司法》2009年第3期。

  13參見張吉喜:《論刑事訴訟中的社會調查報告》,載《刑事法評論》2015年第1期。

  14參見邵劭:《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品格證據”之梳理與適用》,載《青少年犯罪問題》2012年第1期;高維儉:《少年司法之社會人格調查報告制度論要》,載《環球法律評論》2010年第3期。

  15參見萬毅:《證據概念及其分類制度批判——法解釋學角度的反思》,載《蘭州學刊》2015年第6期。

  16刑事司法實踐中“情況說明”“破案經過”“抓捕經過”等材料雖沒有列為法定的證據種類,但早已作為證據被采納,具備證據的合法性。參見陳瑞華著:《刑事證據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165-166頁。

  17參見易延友著:《證據法學》,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18頁。

  18參見徐昀:《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制度的完善與運用》,載《當代法學》2011年第4期;宋 :《檢察機關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心理干預程序設計》,載《社會科學戰線》2017年第4期。

  19參見莫洪憲、鄧小俊:《試論社會調查制度在檢察機關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運用》,載《青少年犯罪問題》2010年第1期。

  20參見曾康:《我國未成年人案件庭前社會調查制度的不足與完善》,http:/lwww.cqyzfy.gov.cn,最后訪問日期:2018年4月18日。

  (摘自《人民檢察》2019年第7期)

[責任編輯:馬志為] 下一篇文章:檢察院的人員組成、任免程序和任職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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